今天想跟各位专家交流的是几个部分，一个就是这种动力发展有同步的这样一个特征，我们叫三个同步。第二个就是如何能够让基础研究继续保持或者甚至加强这样的一种动力的发展，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应该说基础研究应该引领新常态，只有基础研究不断的动力发展，新常态才能保持下去，最后就是讲一下15年从基金委的角度上，我们准备做的几件事情。

　　首先是关于讲同步的动力发展

　　这个我讲是三个同步，第一个同步是从我们科研的成果来看，主要是基础研究的成果来看，数量的发展与质量的提升应该说在过去的若干年是相同步的，这张图是最近SciVal提供给我们的一张图，他的横坐标是年代，统计到2013年，2014年的全部的数据可能要到6月份才能完全统计出来，纵坐标叫学术的产出，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是美国，在世界上一直占有比较领先的地位，然后这几条线分别是德国、日本、英国等等，中国是从96年的时候在这儿，然后呈这样一种动力发展的态势，不管的上升，这样的趋势估计还会再持续若干年，这个是我们叫做数量的发展。

　　与此同时，这条线还是中国，这条线相当于是一个质量的指标，他是按领域平均的，按领域加权的影响因子，这个我们原来很低，虽然一这几年一直往上增长，但是还达不到一是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可以看到上升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样的上升的趋势是建立在我们前面一张图讲到我们学术产出链的高速增加的基础上。比如说你分母是高速增加的，分子增加的比分母增加的还快，说明这是一种内部的、内生的动力，就是科学工作者刚开始是要想法让他的工作让大家知道，后来的动力就是不断提高他的学术影响力。

　　我们再看这样一条线，这条线是世界上几个组织之间他们最高水平的工作的数量进行比较，也就是能够进入全球1%的这样的引用数的这样的工作，这个数如果是1左右，就是说你是全球平均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横坐标还是年代，这条线是美国的常春藤高校他都比较高，平均都在5左右，也就是说他有5%的工作是进入世界千1%的这样的一个引用。而这条线是美国的AAU，大概是70多个大学的这样一个组织，包括常春藤，但是平均的结果他大概是3左右，是低于常春藤的。这条线是日本的11所最好的大学，包括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等，11所学校，这条线是中国的9所，就是我们叫做C9，可以看到在2012年到13年左右，C9的高水平工作的百分比超过日本的11所学校，这个体量也差不多，一个是9所，一个是11所，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历史性的这样一个交叉，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中国的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我们的高水平的工作已经超过了日本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他的高水平的工作。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同步，就是数量的发展和质量的攀升同步。

　　第二个就是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中科院发展也是相同步的。我们统计中科院的时候，包括了中国科技大学，统计C9的时候，也包括了中国科技大学，所以侯部长的大学，两边都统计了。为什么把这两个进行统计呢?因为中科院大概它的规模是6万人左右，C9加起来就是它所有的教师和职员加起来大概也是6万人左右，估计CA里面专业教师占一半，中科院研究人员里面可能也占一半，这个体量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三个，一个是论文总量，一个是高被引论文总量，高影响力期刊论文总量，这几条曲线基本上都是同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无论是从我们的高水平的研究机构，还是高水平的大学，这个发展都是快速发展，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的。

　　最后一个同步是我们国内的刚才这种发展和国内的研究与国际的融合的程度也是相同步的，这两幅图，一个是2009年一个是2013年，是讲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这个合作的数多，他这两个点的吸引力就大，然后你把所有的国家按照不同的点，他作用上面的吸引力找到他最后一个平衡的位置，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中国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个时候中国离国际合作的中心还差的有一定的距离，到了2013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合作更加紧密，另外这个是美国，这个是中国，这两个因为美国和中国这个之间的合作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共同署名的科研的工作比第二名加到第六名加起来大概是一点多，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中国的，按照他们这个计算，这个是从WOS中国的中心度由09年的06年到13年上升到0.753，也就是中国他一方面是自身的发展，自身的发展和全世界的发展又是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还可以借助于国际的更进一步的合作来增加我们基础研究的动力。这是我讲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这种动力发展是体现三个同步。

　　如何让中国基础研究能够持续保持

　　这是我们今天在座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刚才侯部长也做了非常好的报告，讲到从科技部的角度上，讲到怎么样去做顶层设计，基础研究应该怎么样进行发展，我们比较简单的用五个数字，一二三四五来描述一下我们的想法。一就是叫做一张蓝图，也就是说在创新驱动，全面深化改革这些方面，最好有一张蓝图，应该怎么做，我们基金委现在正在做十三五的规划，十三五的规划实际上是想描绘我们从基础研究这个角度上，在未来的五年是应该怎么样发展，从全国总体来说，国家科技发展的蓝图已经即将绘就，刚才侯部长讲到，有几个更宏观的上层的文件，上位的文件，包括刚才讲到的11号文件，64号文件，还有最近有一个若干意见，刚刚发出的，在64号文件里头提到是有五个科研的平台，这个刚才侯部长业介绍了，尊龙凯时基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基地和人才专项，技术创新和引导专项基金，这几个应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如何构建基础研究的蓝图来讲，应该充分的考虑到基础研究自身的特点，基础研究本身是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就是说我们要想预测比如说20年以后，30年以后，比如说信息科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这个预测不确定性比我们有些技术上，我们可以有一张技术路线图可以走那么多少多少年，但是基础研究有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是，有的时候长期的愿景是可以想像的，但是近期的任务才是可以有一定的规划的程度，我们做规划的时候，我们数学的规划应该我觉得他们规划的还不错，后来我就问他们数学的人，他们数学的人说你应该看看美国数学的规划，他到2025年的这个规划，后来我看了看，美国的到2025年的规划确实还是规划的比较好，一个就是他在做数学规划的时候，他请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做这个规划，这个专家委员会里面有一半是数学家，而是其他领域的，有物理的，有工程的，有信息的等等，包括那个主席都不是搞数学的，但是做出的数学的规划他们数学界都还是比较认的，而且他们做规划的时候，各种年龄层的也有，有很大的专家，也有很年轻的副教授也参与这个规划，都是平等的，因为你要规划20年，你现在的副教授最出色的这些人，可能将来就是到那个时候就变成学术上的领袖了。所以我们觉得对于十三五的规划来讲，他的新意应该是说十三五到2020年，这是我们跻身于创新性国家行列的关键的五年，也是应该贯彻在全面深化改革，新科技计划体系下的新规划，而且是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动力，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认真的做这样的一个规划，希望一张蓝图走到底，以十三五的发展规划为蓝图，前瞻筹划，一以贯之，一心一意。

　　二就是有两个估计，第一个估计就是说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很多责难，但是我国的基础研究一直处于高速、稳定的发展状态，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成就。但也还要意识到，我们现在距离世界的先进水平仍旧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常讲的，基础研究本身是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方面人才的更替也是非常长周期的，他并不像技术的发展有的时候你可以一蹴而就， 基础研究是需要下大力气，需要持之以恒，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应该说我们在各方面的这些数据我就不讲了。尽管是这样，我们基础研究虽然我们的发展水平和世界强国仍旧有较大的差距，应该说和基础研究相比较而言，高技术和应用开发追赶的速度或者是走向并行的这样的速度会更快，且新技术的周期相对较短，所以与他们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也许会最晚才能达到引领世界，但一旦引领就将持续很长的时间。我们不要想象中国在十年之内就能在基础研究赶上美国，我们要通过几代学术人的努力，才可能迎来原始创新能力的整体的创新。但这个转变一旦完成，就将保证我们中国在若干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在整个中国的崛起起到关键的作用。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在投入和产出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仍然是比较大的，即使在个别方面发展有领先但总体仍需要几代人持续的加以追赶，这几组数据就介绍了我们从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包括基础研究投入占整个R&D的比值方面我们和这几个国家的差别，当然基础研究的统计的方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也许我们现在的统计有点低估了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比如财政部的同志讲，你对高校的像985、211基础研究的投入算不算基础研究的投入，确实有一大部分是用到了基础研究，但是尽管如此，可能我们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是R&D的5%，可能是6%，7%等等，但是这方面仍然比很多现在创新型的强国来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十年期高被引论文占比来看，我们看最外面的这张雷达图，最外面这条轮廓线是美国，中国还在很里面，中国十年被引是一千万次左右，英国和德国大概是1300万次左右，所以预期我们在2020年，我们应该能够赶上这两个国家，能够进到世界上的第二位，但是距离美国差距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接近一个量级的差距。这个是我们对基础研究的一个基本的估计，就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发展挺好，但是要赶上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的时间，从我们的追赶变成并行，应该我们觉得有三个可以提炼出来的并行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总量并行，一个我们叫做贡献并行。

　　第三个我们叫做源头并行。所谓总量并行就是你在基础研究上的体量和人家相当，别人能看得见你，别人愿意和你进行合作，这个实际上还是处于打基础成大国的这样一种形式。所谓贡献并行，也就是在每个学科的发展的关键性的里程碑上，我们国家的学者所做出来的贡献应该和世界创新型强国他们的贡献应该大致相当，在一个数量级上，这方面应该说我们现在只是在若干的点上我们有了一些比较好的贡献，但是从整体上，从整个学科断面来讲，我们这方面的贡献还不够。比如统计新的学科的焦点，一年统计全世界比如统计一百个，中国能够有一两个是新的学科的焦点那就不错了，在这方面还需要进行很大努力。最后是源头并行，也就是在每一个学科或者是每一种新的颠覆性技术的源头上我们要达到和别人相当的这种程度，这个更具有挑战性作用，一旦我们在将来源头上实行并行甚至并行有一定的超越的话，中国就牢牢占据了基础研究的顶端，那个时候能够支撑中国的崛起相当长的历史的时间。但是这个发展是应该说是按部就班的，也不是完全按部就班，是交错进行的，我们先预示，然后再在实际的贡献中能够逐渐的取得效果。所以在我们基金正在拟进行的十三五的规划里头，我们希望在基础投入的强度能够达到R&D的10%，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指标，然后我们国际合作交流的经费能够达到与合作对象大范围等同的体量，我们的学术产出论文总量要逼近美国，论文总被引要达到世界第二位，有1—3个领域要达到世界第一位，前1%的高被引论文的作者占到世界的10%，现在大概4%左右，篇均被引率达到世界的均值，这是和我们国家整个的在创新型国家创新驱动建设三步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20年进入创新性国家的行列相对应的。在这个贡献并行这个领域是促进我们国家从全球创新链的低端向中高端跃进，应该每年能够涌现出10项左右学科里程碑式的工作，热点论文我们排名能达到世界的第二位，应该能够主导5%以上学科前沿热点的形成我们现在只有1%左右，有一批有国际影响的领军人才等等。我们希望在2030年左右，按照我们国家总体的正在酝酿的规划，要跻身于创新型国家的前列，跟这个目标相对应。第三个是源头并行，也就是说每年能够产生3—5项具有源头性质的重大原创成果，也就是这样的成果将来是有潜力能够得到世界上最高的奖励的，然后可以形成一批学科高地的科学中心，产出一批从原始创新到应用的重大贯通型的成果，这个跟我们国家创新型国家的规划也就是在2050年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实现科技强国这个是相对应的。

　　我们如果对基础研究进行梳理，我们放在一个空间里头来加以描述，这个空间假设是一个三维的空间，他是有三根轴，一根轴我们叫源流轴，上游是基础，下游是应用，一根轴我们叫传播轴，这边是广泛的传播，甚至包括开放获取式的这种传播，另一边是产权保护，第三根轴是意志轴，这边是自由探索，这边是国家目标，甚至再往前是人类的目标。应该说基础研究是刚才讲的这三根轴空间的上半部分，应该对应于基础的这个空间，如果把这个空间展开了以后，做一个平面的投影，我们觉得可能可以分解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在自由探索这一侧，同时在广泛传播这一侧，这是我们讲的，一般讲的自由探索，量大面广，需要广泛的传播，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由我们科学基金能够主导支持这块的研究，这是我们讲的第一象限，这个象限画的也不太对，这个象限。然后我们这边这个象限，他是比较自由探索的，但是他是有一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也就是说他只能适应于一些领域和一些地区的，这个现在是我们正在不断探索的，通过联合基金的形式，支持具有行业和地区特色的基础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也就是希望这些行业和地区能够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和他们相关的基础研究的这种情况，这种研究我们觉得可以由科学基金启动，起到播种的作用。第三个象限，是在产权保护的这端，同时在国家目标的这端，这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性的基础研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集中力量，要采用比较大的兵团进行作战，这个刚才建国部长已经讲到这个领域，应该是由科技部来进行顶层的设计，我们尊龙凯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培育他的源头。第四个，就是在广泛传播同时又是代表全球意志的，他是面对全球挑战的基础研究，比如像生物多样性，比如像全球气候变化等等，他是超越国界，体现人类对科学的追求，这个在涉及到很多国家交流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科学基金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通过最近刚刚成立几年的全球研究理事会，大概有三四十个基金会和科学院的组织组成，强化与国际上的对接，这是我们讲的四个类型。

　　五个抓手

　　第一个抓手就是经费，没有投入就没有基础研究。怎么去增加投入，我们觉得大概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一个是抓总量，力争到2020年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能够达到R&D的10%，10%达不到8%也行。第二个是调结构，一个现在对基础研究资助力度最大的是中央民口的财政的经费，我们应该科学家们应该呼吁增加对这一块的投入，你只要增加这一块的蛋糕，才有可能投入到基础研究，目前有一个说法，就是这块里头能够有多大的比例投入基础研究，同时要撬动地方、企业和国防投入中有一部分用于基础研究。第三个就是从我们自身来讲，我们要谋效益，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当前的设备投入应该说我们这几年还是上升的比较快的，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突出对人的创造活力的有效的投入，规模项目数的规模我们希望基本上保持稳定，这是第一个投入。第二个就是人。原创思想蕴藏在人的头脑中，完善调动人才创新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就是人才计划要形成特色体系，我们并不希望固化人才的阶梯，我们不能人才也跟什么科级、处级、局级，部级，全国级，不能形成这样的阶梯，但是如果按照年龄段，按照地域的特色，按照行业的特色，我们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就是人才的计划，要进行统一的梳理，不要九龙治水，尤其是对运行比较好的项目应该进一步加强支持。第三、对人才要多支持，少宣传。不要赋予人才无限的责任，最不能搞的就是诺奖工程，我们前一段跟诺贝尔奖物理奖的委员会，我们到斯德哥尔摩专门进行一次讨论，他们说你们可以看到哪些年轻人有出色的你们悄悄给他们一点资助，千万别宣传，一宣传完了，跟见光死似的，一宣传大家都拥过来，搞不成研究，这是关于人。

　　第三就是制度，机制和体制。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三评的体系，应该说三评体系要尊重规律，切合实际，推进评价体系应该说中国的评价体系是不断在演进，我们老说我们的评价体系落后等等，实际上你去看，从改革开放30年我们评价体系的演进比各个国家，我觉得应该推进评价体系渐进式演进，中国基础研究队伍是从比较低的水平，刚才经过动力发展起来一个比较复杂的体系，我们的评价也不能一刀切，要建立适合不同发展节但的演进型的评价体系，应该说从一方面来讲，很多年中科院的评价体系他一直有一定的引领，他一直走在比较前面，同时你进行评价的时候，你要注重你的参照系，你要评价的时候，参照系本身也应该是演进的，而不是固化的，我们的评价体系应该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主观就是依赖专家，客观就是它的一些客观的数据，一般来讲，大家认为比较好的评价体系叫做以主观评价为主，但是佐以大量客观的数据，专家的选择要专业对口，要去人情化，并且有责任管理，刚才侯部长业介绍了，客观量化的指标的选取要有覆盖度，要能准确反映我们目标中国的发展水平且不断自然演进。另外成果的评价要处理好中间的评价和终极评价之间的关系，我们基金委有一位副主任高文同志在政协的会议上做了一个很好的建议，比如我们这次跟诺贝尔奖物理奖委员会，他们就讲到，他们所有的评审的资料是要够50年才能公开，当年爱因斯坦为什么他相对论什么的这些没有得诺贝尔奖这些资料现在已经过了50年了，就公开了，诺贝尔奖是不授给已经过世的科学家，实际上爱因斯坦当年年轻的时候做的五一篇论文，他们讲有四篇都有可能得诺贝尔奖，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些专家坚持还没有经过考验，所以最后有一个折中的方案，使得另外的，后来的让他另外的一项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也就是说有时候终极的这种评价，那是要到很以后的事情了，甚至他在世的时候都实现不了这种评价，在这中间有一定的终极的评价也不是不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这样中间的评价出现一些不准确也是有可能的。

　　最后就是我讲的，还有器，我们觉得科学的仪器，大小仪器创新仪器非常重要，再有一个交流的平台也非常重要，以交流式，科学思想交流式的这样的平台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希望他通过融会的方式形成一种汇聚的方式，美国人现在讲得比较多的Convergence，通过汇聚，通过知识的落选和应用的落选，能够汇聚起来，尤其是当我们有一些新的领域，我们学科领跑地位确定以后，要立刻构筑全链条的支持，避免由领跑变为跟跑。

　　最后就是讲我们的几项准备做的工作。第一项我们准备头抽科学基金的资助计划，要控制项目数量，确保项目质量。要推动直接经费，间接经费的管理改革。要适时启动若干科学中心的支持。要完善科学基金的人才资助体系。增加优青群体的资助强度与杰青资助的强度相协调。因为杰青我们去年在总理的支持下，加倍了他的资助强度。第四、全面推行专家的辅助指派，加强信息系统的建设，我们今年开始全面的在线申报，要探讨一体双能的组织与人事制度的改革，要组织数个重大科学目标引导的基础研究项目群，前瞻部署，发挥前沿的引领工作。谢谢大家。